他浑身开始冰冷，脚镣沉重得抬不起脚，蓝色的囚衣箍在身上，仿佛束缚了灵魂。他忽然发现，原来自己是有灵魂的，以前他却从来没有察觉到。可能是灵魂的原因，他还能感觉到是几个人把他架到行刑室的。
行刑室是一间单独的隔离室，室内有一张床。法医让他躺下来，结果他动作僵硬，腿弯不下来。
“别紧张，你身体怎么这么硬？”法医冷漠地说。
“我不紧张。”他绝望地答道。
“我先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法医又冷漠地说。
他没有回答。
镇静剂顺着血液流遍全身，他进入半梦半醒状态，紧接着法医用胶管帮他扎起左臂，向其静脉注入药物。
三十五秒，只有三十五秒，他彻底睡去了，他的灵魂坠入了深深的黑洞……
我一宿都在梦中体味张国昌注射死的过程，我是昨天晚上在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听到张国昌被执行注射死亡的。我不敢相信张国昌死了。
在梦中，张国昌就像个黑暗中的舞者，飘忽不定，无处着力，不知何去何从。他紧紧抓住我的双脚，要将我拽入深深的黑洞。我用力挣扎，一双手抓住天堂的门槛，我的鞋掉了。张国昌嚎叫着坠入深深的黑洞……
我一下子轻松了，我是光着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现在又重新光了脚。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原来只有穿鞋的脚是臭的，捂的，其实什么东西捂时间长了都会臭的。张国昌的鞋太多了，都是意大利的名牌。我的鞋也许是张国昌给的，我现在还给他了。
我向下望了一眼黑洞，心想，大概地狱也不会接纳张国昌的，那他只能是在黑暗中飘荡的一个游魂，忍受的是孤独、冰冷和痛苦。死意味着你再也没有忏悔的机会，罪恶到了极点，死大概就是他唯一的机会。
张国昌出身于玉石世家，其祖父曾是北京牛街上赫赫有名的“玉石张”。后来为躲避仇家，全家人逃到东州。祖父到东州后不久就病逝了，家逐渐就破败了。十三岁那年父母相继病逝，张国昌成了孤儿。
在穆斯林的葬礼上，张国昌浑身裹满了白布，躺在清真寺里，像一根即将燃烧的蜡烛。他被土葬了。他的坟边响起了穆斯林葬礼上的祷辞：
啊，安拉！宽恕我们这些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出席的和缺席的，少年和成人，男人和女人。啊，安拉！在我们当中，你让谁生存，就让他活在伊斯兰之中；你让谁死去，就让他死于信仰之中。啊，安拉！不要为着他的报偿而剥夺我们，并且不要在他之后，把我们做实验（摘自《穆斯林的葬礼》）！
张国昌的灵魂被超度了，他是从主那里来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主的身边，但愿他不是一个游魂。
张国昌死后不久，李国藩也死了，他是死于肝癌。李国藩死的那天，天下起了小雨，私下里还去了一些领导为他送行，尽管他被判了死缓，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人说，害人先害己，李国藩害张国昌遭了报应；也有人说，张国昌不去澳门豪赌谁也害不了他。我看着他们争斗了两年多，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两败俱死。
我一直试图总结点经验教训，在致命的漩涡中如何才能自拔。最后我发现，市长身边的秘书不过是政治漩涡中的一条小鱼，连哭都是无人察觉的，因为鱼在水里，即使哭也是无人能看到的。
但是生活是水，水终于发现了鱼的眼泪。因为鱼不仅在水的心里，而且眼泪是咸的，水是淡的，眼泪增加了水的咸度。其实领导也是鱼，只不过比秘书这条小鱼大一些，是鱼就难免被卷入致命的漩涡。
我给张国昌做了两年的秘书，我发现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规则，才能回避弄权的风险。不过，秘书与领导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使秘书很难摆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窘境。有人说我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庆幸自己“牺牲”了，当然，这种“牺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只能用沉默和反思自我疗伤。人有多坚强就有多脆弱。这种脆弱让我看清了自己，人们很少看自己，只顾看别人，这是我痛苦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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