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都是前脚兑换、后脚就买新一期了。所以，政|府不需要放着这么多的闲财在手中，而是留够少部分作为周转之用，其余的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或工业农业交通建设中了。

　　1922年底计划投放五个亿，并在9月之后陆续投放市场。

　　同样在9月份，日本满铁公司、驻沈阳领事、关东民政厅联合向张作霖洽谈赎买满铁附近工矿森林土地事宜。

　　张作霖的老朋友吉田茂很诚恳地说：“张大帅，您知道，大日本帝国的国内连续两年经济情况不容乐观，我们有很多企业银行倒闭，政|府正在设法予以挽救，我奉命筹集相应资本回国内度过此次危机。”

　　这个情况张汉卿早已通过人民党中|央调查部驻日本人员、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得到验证。之所以说是验证，是因为张汉卿曾经在历史上学到过日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萧条。

　　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20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

　　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且，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造成普遍的打击，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

　　所以其实192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崛起的好机会，不幸被军阀内战耽搁了；30年代其实也有好机会，因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又把日本拖累了一次，日本一直没有缓过劲来，直到九一八占领了东北这块倾销宝地，日本的经济才重新恢复活力，这才有力气在几年后发动七七事变…

　　也因为此，张汉卿不怕日本的各种明的暗的挑衅和叫嚣，也毅然决定发行5亿元的国债继续投入经济建设：虽然预计到两年后工业的返回才有大幅起色，而1921年底发行的债券尚未偿还。

　　其实这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关外有亿国库券到期；天津在1920年底由北方实业巨子周学熙带头认购亿（两年期），1921年又发行了两亿，合起来有亿的资本要还，而今年的财政收入预计要比去年好一些，应该有亿。

　　看起来收支几乎相等，因为又发行了5亿的国库券，所以张汉卿和一干经济智囊都认为偿还能力没有问题，因此放心地把钱继续砸进去，反正等到年底还钱的时候还有三个月，每月收个五千万就足够还掉利息的，因为新发的5亿国库券会变成钱…

　　张作霖、张汉卿、刘尚清、潘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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