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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距长葛不过二十多公里的路程，骑快马半日即可来回。而郑忽率领着百余人的队伍，携带着细软财物，不但拖慢了速度而且还要谨防盗贼的侵袭。
不要以为这个时期民风淳朴，即便有盗贼也不敢劫掠一国公子。与之相反，此时的亡命之徒极多，这些人或为名或为利，行事全不顾后果，只要开的价码合适，别说是一国公子，就是面对一国国君时他们也敢于亮剑。
像后来的晋幽公、楚声王皆是被盗贼所杀。
而且来说，此时的盗贼以规模大、破坏性强著称，比如后来的鲁国大盗展跖振臂一呼，就能拉起将近上万人的队伍，横行于齐鲁之间，无人能制，惹得各国国君都对此头疼不已。
就连荀子都感叹道：“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后世太史公更讽刺说：“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所以，李悝在魏国变法修订《法经》时便开宗明义的讲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由此可见，此时绝不是后世想象中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桃源。
反而有着极高的犯罪率。加之私斗成风，很多人在家乡犯了事，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查，便开始了亡命天涯落草为寇的生活。
当然也有些人确实是生计所迫，毕竟在这个还未开启编户齐民的时代，人口流动自由，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又进一步加剧犯罪事件的发生，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首先就是编户齐民，制定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然后辅之以什伍连坐制，使得秦国犯罪率大为下降，人人是守法耕战的良民。
而反观山东六国，游侠任气成风，一言不合便持剑杀人，民皆无耕种之心，自然国力日削。
韩非子将“侠以武犯禁”提升到政治层面绝不是危言耸听，它是有着深厚阶级基础的。
故而，郑忽一路上也在思考自己食邑的治理方针，毕竟如果不能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他的赚钱计划就是镜中花、水中月。
左右斟酌权衡之后，郑忽最终还是决定照搬秦国的制度，虽说秦制失之严苛僵硬，但是它却为秦国夯实了统一天下的基础，即便是后来的汉朝也继承了秦国的制度。
可以说，在此时秦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被两个朝代证明了的正确道路，郑忽自然不会傻到将之抛弃。
走走停停，郑忽一行谨慎的提防着盗贼侵扰，也得亏新郑到长葛一路之上皆是平原，没有大股盗贼啸聚生存的土壤，即使有小股的盗贼，见郑忽皆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也收起觊觎的心思。所以郑忽这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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