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着。

　　这种事儿不免有几分可笑，但却印证了当时的瓷器高仿水平有多高。

　　可以说，这刘兄的水平怕是不比已经死去的瞒天王差的，甚至可能在文化底蕴上还要高上许多。

　　更重要的是，他们仿制的东西，从来不做标记，就是为了赚钱，所以你很难从标记上去确认那是真品还是仿品，许多专家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继德泰之后，津城锅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制官窑瓷器上亦步亦趋，逐渐做大。

　　溥仪在津城张园时，给溥仪当差的人也常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有的仆人以假换真，蒙骗主人。

　　收藏官窑瓷器最多的是内务府曾家，他家的花园、居室、客厅、走廊里到处摆放着官窑瓷器，每十天更换一次。

　　比如，这十天摆的是康熙官窑，后十天则换作雍正官窑粉彩瓷器，这样更换一年，曾家居然也不会在样式、色彩、年代上重样的，以此斗富。

　　曾家官窑这么多，也常派人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

　　曾家的邻居是汤家，汤家没这么多官窑，又不服气，于是就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瓷器。

　　汤家在津城英租界刚安家时，曾用大排子车从同泰祥往自家运送仿官窑瓷器，拉了三天没拉完。

　　当时津城最富的人家、财产按银元计算千万的有两家：庆王爷的后代和和陈光远，他们同样买同泰祥的仿制官窑。

　　陈家买仿制官窑用来以赝充真，戏耍别人取乐。

　　抗战爆后，津城同泰祥东家兼总经理李春生，于194o年将在陶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从九江口运往津城。

　　共雇用大木船数十只，所载货物近千包箱，包括仿明清官窑瓷器上万件，其中有李春生二十余年来搞仿制的精品，也是他财产的大部分。

　　不料船行至钱塘江被日本驻杭城湾海军阻截，后交涉两年，没有下落。

　　据说，是被运往日本了。

　　张天元看着手中的这些瓷器，不由联想到了李春生的这批货，究竟这批东西是被运往了日本，还是途中遗失，就很难说清楚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津城同泰祥拍卖全部货底，大量的官窑瓷器中，除了仿制品外，夹杂着原先仿制时用的真品。

　　当时谁也没有顾及，论堆出卖，价格极为便宜。

　　据官窑瓷器后挂彩专家刘永清说，他当时用很低的价格从同泰祥买了一堆货，其中一些仿制品，连他都无法辨认真假。

　　有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实在看不出是仿的，他说：“我要不上手，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

　　据史料所载，当时德泰、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大量出售给香港地区、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

　　而帝都的古董商，则选取数量极少的精品，他们以假乱真，使顾客难辨真假。

　　当时，同泰祥卖给帝都古董商的精品中，有一对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绘画精致艳丽，胎质白腻莹润。

　　这东西后由“鉴古斋”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高田如获至宝，视为真品，将它运往日本东京展出。

　　此外，还有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是最精美的，连收藏三十年的大收藏家沈吉甫都打了眼，以为是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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